真相有假版本，或者记者失去权威，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罪后真相》有意思的是，它并没有执着于对真理的信仰，而是和观众一起上演了一场华丽的真理综艺。至于沉浸在深处的，永远无法在夸张中发展。

社会推理最重要的是捕捉时代的景深。这部电影终于抓住了我们实际上身处荒野的网络生态。

所有被摆出来的“真相”都要时刻抓住合适的时机，有一个讨喜的样子，因为人已经比脑袋转Po的快了，现在的真相更多的是膝盖反射的产物。它活在人们可以盛装游行的秀场文化中，同时也上演了“人走茶凉”，让人第二天感叹半个小时。

这个腐烂的主题实际上是由导演陈奕夫讽刺性地演绎的。这位导演之前执导过一部好评如潮的剧《沉默的真相》吧。他的叙述手法很冷静。在那部戏里，他让不同的“真相”折射出不同的人性。一切都可以变成娱乐，《罪后真相》有这样的锐气。

这种野心让陈奕夫的主角不至于千篇一律，台湾电影长期受困于主角“好人”和配角“坏人”的逻辑，难以深化推理主题。但是《罪后真相》都是为了利益会让步的人，心里有很多小小人。主角的生活不仅支离破碎，他所执着的东西也转瞬即逝。这样的主角设定让整部电影具有了一种野生生物的特征，他始终处于对猎物和狩猎的冲动和警惕之中，从而集中体现了网络化生活的写照。

这个观察很有意思，拍出来就更有意思了。互联网打破了观看的边界，建立了视角就是力量的错觉，增加了好奇心，比如《惊魂记》诺曼·贝茨。他透过一个墙洞看人，看人就像看互联网一样，仿佛拥有了“生杀大权”的视角，从而产生了最终评判人的兴奋和快感。

这种网络文化也很像希区柯克的另一部电影《后窗》，主角在大部分地区享受着观看整个社区的快感，以为自己处于安全的“狩猎”位置，却也在背后被锁定和盯上。这种网络视角决定权力的错觉，让人类这种动物，从20世纪自以为锁在自己的阶级里就安全的状态，一下子被投入了荒野。他们总是心烦意乱，兴奋过度。所以大大小小的事件就像希区柯克的《鸟》。我不知道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也无法真正坐下来思考。

而人类却认为自己在自由的荒野中奔跑却生活在紧绷的状态中，在《罪后真相》中被生动的拍了下来，充分展现了正义的即时型，泡沫水般的真理，以及推理最重要的语境。这与被互联网驯化为野生动物的当代人的不断分心、警惕和谦卑是一致的。

在当代生动的背景下，影片中那些善恶不彻底的人物很有意思。观众不必为追求正义而愤怒(哦，不，这部电影一开始也是用这个诱饵戏弄你)，但当你顺着它给你的线索，如一团毛线，你发现它想让你看到的人性的八面棱镜，每一面都是完全不同的真相，真相提供者把它推到最被赞美的地方，最终制造出足够的激情和愤怒，让“真相”穿上闪亮的秀服。每个故事流行十分钟，每个人平均流行十五分钟。

就是拍人们无意识的角落，拍他们自以为看到的东西。

而且它的人物在台湾电影里终于出现了新意，很像张爱玲说她小说里爱写的人物都是道德观不完整的人。比如，一个善良的思想，会在顶端生出辉煌而圆润的人。而且《罪后真相》里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他们都喜欢做“好人”，主人公刘立民很像张爱玲写的《珍宝》——第二天醒来，又变成了一个好人。

男主角刘力民很像张爱玲笔下的鲍真——第二天醒来又变成了一个好人。

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虚荣泡沫，像接力球一样出现在每个角色的对比下。当媒体的主角发现自己所引导的“真相”已经变成了百万阅读量，像保护性的护身符一样，被保证了成功，他就有了人生终于被系上安全带的舒服模样(其他时候，他就像一只在荒野上寻找位置的瞪羚)。至于被他“真相”庇护的嫌疑人(很像受害者的人)，他轻轻的接过，躁动的神经承载不了任何善恶的重量。

这样的人位于台湾省影视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在推理题材方面。总的来说，我们都需要主角像个良心，像个超人，才能照亮所谓的人性黑暗，但也因此我们很难拍出像日韩那样优秀的推理剧，因为这样的黑白设定往往违背人性，无法拍出小人物的局限和他背后的景深。

虽然电影里大多是卑微的人，但观众不会讨厌他们，因为讲的是大家熟悉的“求关注”舞蹈。

被媒体用“真相”庇护的嫌疑人，和受害者的设定很像。

当点击率的游戏越来越刁钻，操控成功的价值时，我们也应该迎来真理只舞，善恶是最好的罐头的时代。毕竟这也是我们对仁的追求，脑子里的临时文件太多了，看不下去。人类只有慢慢烙下的梦，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无法真正入睡。

这是一部揭穿社会面具，用假新闻编织当代真相的快乐电影。虽然有些推理台词收集仓促，破案有bug，但时至今日，台湾省一直拥有大量推理迷，却缺乏推理电影的沃土。这个《罪后真相》在描述人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给了所有虚伪一记耳光，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真相”。

至于那些躲在诺曼·贝茨·霍尔视角里，自以为有些权力，三秒钟就能决定对错的网上评委，都在这部片子里。它们没有好坏之分，就像你不能说荒野里的动物是好是坏。然后骂了一天，第二天醒来就像“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