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场景都是在长春拍摄的，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灰色的天空，凌乱的小巷，不断被拆除和重建的街区。离开东北已经七年了，已经记不清城市的面貌，对片中的地标街道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但人的感官记忆比大脑更牢固持久。人物的乡音，奶奶做的煎饼，永远追求刺激的大家庭氛围，不断提醒着我，我生在这样的地方。

东北的城市极其寒冷。但比这种恶劣的气候更能把人赶走的，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日渐衰落的经济环境。有一点理想和能力的东北年轻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四处飘落。东北人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游牧民族。《别告诉她》，这种“游牧”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全球。比利六岁的时候，一家三口移居美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绿卡，成为了美国公民。浩浩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定居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媳妇。虽然Billi的阿姨还在长春，但她已经打算送十岁以下的儿子去美国留学。坚守故土的，几乎只有老人。

这样的家庭在东北随处可见。导演通过比利的眼睛对两种文化的碰撞进行了第三方观察。或许有些刻板印象，但你很难说它们不现实。

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导演创作这部电影的意图极有可能表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割裂。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我更愿意从不同人生观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故事。奶奶被确诊为肺癌后，家里的长辈甚至医生几乎都毫不犹豫地隐瞒病情，说是轻微感染，而从小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的比利，自然认为患者有知情权。

“如果她想做什么呢？”比利问。

“她没事做。”阿姨说。

家人不仅剥夺了奶奶的知情权，还决定了她的后半生。创造者用个人的困惑代替了比利的困境。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奶奶，能让她充分利用剩余的生命来完成自己的夙愿，但同时，他们也会面临一个风险:患者在知道真实病情后，会因为恐惧而加速寿命缩水。

死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是一个禁忌。没有人愿意严肃地讨论死亡。一旦提到这个话题，大多数人都会把脸转开，用“你说什么呢？”。很多楼都是运气好，13楼不是15楼就是13楼。即使在《论语》中，也经常出现“不知生，何以知死”等模棱两可的句子。。

比利的困境在中国相当普遍。当影片提出这样的选择题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我尊敬的长者。他是我叔叔，他家就住在我家对面。我带未婚夫回家见亲戚朋友的时候，舅舅拍了拍我的头，说一定去参加婚宴，给我包个大红包。然而，就在我婚礼前，他死于胰腺癌。从确诊到出发只有23天。

起初，家人为了安慰他，用了和片中一样的谎言:只是感染发炎，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然而随着癌痛的加重，所有止痛药都失效了，谎言被戳破了。当患者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患者和家属几乎成了两个谎言的游戏。家属不断修补千疮百孔的谎言，患者为了安抚情绪，假装相信家属的戏码，明知自己时日无多。在这个阶段，你很难分辨那些谎言是在欺骗对方，还是在欺骗自己。

片中的老奶奶有可能猜到自己的病情吗？她对家人的乐观和冷漠也是谎言吗？突然从国外回来的孙女，在婚礼上哭出来的孙子，总是愁眉苦脸的儿子，吃了很多药也治不好的咳嗽…很难不怀疑。或许有一种可能，奶奶也在配合家人的表演，将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伪装成喜庆的婚宴。这种双向的谎言建立了一个孵化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大家庭表面的和平与欢乐。

说谎是错误的，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在美国长大的比利，最初也是抱着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观念。然而，在她回国期间，她的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胜利，而是我们面对你将何去何从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无奈之举。

作为一个被大家担心的病人，奶奶关心儿子的健康，孙子的婚礼，孙女的终身幸福，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敷衍了事。这种对家庭的奉献和自我意识的缺失，让比利意识到，也许隐藏病情，让奶奶看到一家人的幸福，才是最好的药方。所以当她得知奶奶委托别人拿检查报告的时候，她就先赶到了医院，篡改了报告。

影片中奶奶的形象不仅是一位善良的长者，也是影片叙事的核心。几乎所有的情节和角色都是围绕她的病展开的。奶奶还是这个松散家庭最后的吸引力。爷爷去世后，只有她能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家庭重聚。她是比利和郝好以及他们故土之间的最后联系。两个连中文都说不好的中国年轻人，因为这种深厚的血缘关系，会对陌生的祖国产生一丝眷恋和文化认同。

中国发展太快了，我们无法重温。当比利坐出租车回家时，她一直回头看着这座城市，并问一些问题。那栋房子还在吗？那个公园还在吗？走了，走了，那些承载着她对这个国家记忆的地方，那些曾经陪伴过她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都变成了淡淡的影子。只有奶奶，带着她童年的温度，让她在艰苦的异国生活中感到一丝温暖。走之前，她紧紧地拥抱着奶奶，她也在拥抱着自己与这片土地唯一的联系。

专题片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明确告诉观众这种中国式的处理是对是错。但在电影花絮中，有导演本人奶奶的形象，并附上一行小字:奶奶被查出癌症六年，至今健在。或许，这是中国导演在两种文化的对抗之后，对所谓善意谎言的温柔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