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往往是文艺作品停止思考的问题。有些人活着，但他们已经死了。这就好比电影《生之欲》中的主角渡边谦之前的情况。导演黑泽明用渡边去世时的经历和行为来引起我们对如何生活的深入思考。

我们的英雄是市政厅公民班的班长。他工作了30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但很难被称为兢兢业业，因为回想起来，在他频繁的守望之间，30年过去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正如片中画外音所说，“这个30年没休息过一天的家伙，像行尸走肉一样，其实已经死了20年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住工作，而保住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像影片开头，几个市民投诉下水道渗水，从市民班开始，穿梭于十几个部门之间，如市民班、市民班、公园班、防疫班等。，最后通过议员去找副市长。副市长摆出一副亲民的姿态说:“很高兴你能投诉，所以我们为此开设了公民课。那么，这个问题请上公民课。”我们不禁钦佩黑泽明对市政厅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和官僚主义的讽刺，而这恰恰反映了渡边的无为而治的生存哲学。

但当渡边知道自己患胃癌奄奄一息时，普通人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让渡边无法像往常一样平静。于是渡边有意识地想从亲人那里寻求安慰，但在房间里等儿子的时候，又不好意思碰到儿子和儿媳寻求自己养老金的对话，诉说着自己的悲痛只能暂时放下。后来，渡边在亡妻的牌位前回忆起独自抚养儿子的场景。在回忆中，渡边深情地叫着儿子的名字。这时，楼上传来儿子的声音，渡边兴奋地爬上楼。他听到的是，“关门”，楼梯间的后面满是悲伤。渡边已经关闭的是他的家，这也是他想给儿子打开的门。

死亡的力量打破了过去的沉寂，同时也带来了渡边对人生的迷茫。已经不可能从亲人那里寻求安慰了。独自面对死亡或未知世界的恐惧让渡边显得不知所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买了一大盒安眠药，最后给了别人。这说明渡边选择了活下去，但在被告知的有限生命里，他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很明显，漫长的工作生活已经把渡边制度化了，就像多年后的一部美国电影里，老卜出狱不久就自杀了。制度化让他们对体制外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渡边淳一试图用自称善良魔鬼的作家来麻醉自己。其实，放纵是在绝境中能做出的最简单的选择。但在东方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放纵绝不是生存的意义，一夜的放纵只能带来渡边身体的疲惫和更深的空虚。在华而不实的歌舞中，渡边有意识地唱道，“人生苦短，姑娘，我们赶紧谈恋爱吧。在红唇褪去，热情变冷之前，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生何其短暂，姑娘，赶紧谈恋爱吧。在黑发褪去之前，在爱情的火焰熄灭之前，今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已经过去了……”，泪流满面，声音低沉而沧桑，表达着对逝者生命的一种向往，让人心酸。

人生何其短暂，的确，对于此时的渡边来说更是短暂。死亡的脚步声掩盖了他的心跳，一步步向他靠近，带给他更大的恐惧。他选择了活着，希望真的活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行尸走肉。放纵显然不好，那该怎么办？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来找他辞职的同事，一个不想在市政厅制度化的女孩。他被这种活泼快乐的生活感动了。他有意识地想尽可能地接触这种幸福的生活，以驱除他死亡的气味。当女孩终于厌倦了他，他痛苦地问:“你为什么如此不可思议地活着？我要像你一样生活，我是木乃伊。”女孩拿出工厂里做的兔子说:“等我做好了，我会想象自己和全日本的小朋友一起玩。”渡边若有所悟，跑下楼去。这时，庆祝帕特里生日的年轻人一起唱起了生日快乐歌。谁庆祝他的生日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渡边已经重生了。

渡边终于解决了影片开头提到的污水问题。他把以前蚊虫滋生的污水沟建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公园。死神也如期而至。但如果电影就这样结束，那就太草率和肤浅了。如果黑泽明只是这样，他就不是黑泽明。于是黑泽明用上一部电影中他擅长的倒叙手法，通过灵前同事的对话，一层一层地剥茧，让同事们发现渡边气质大变的原因。长篇对话很长，但绝不是多余的。可以说，正是这一段，升华了影片的思想。黑泽明告诉我们渡边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但他活得更早一些。既然渡边都这样了，同室的同事又有几个活下来了？于是在和这些同事的交谈中，我们看到了渡边重生后的决心和努力，也看到了这些体制化、制度化的人的面孔。最后，他们似乎被渡边的行为所感动，发誓要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开始。

但那天醒来，昨天醉酒后的兴奋早已烟消云散，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当市民再次抱怨某处一条沟的问题时，新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去上土木课了。这时，一个人怒气冲冲，用愤怒的眼神看着他的新上司，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扶起了掉在地上的椅子。这是他的无奈，黑泽明的无奈，也是所有人的无奈。我们怀疑，也许渡边很多年前是这样，我们现在或者曾经也是这样，但是未来呢？

在这部电影中，黑泽明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故事，还讽刺和批判了官僚的推诿和内斗，并指出了家庭养老制度的弊端。可以说，每一个观点都可以引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但需要很强的驾驭电影叙事的能力，才能将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难怪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把这部电影视为最经典的黑泽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