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功率谱密度恒定的随机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却总是被我们忽略。诺亚·鲍姆巴赫的新片白噪音改编自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在繁华的表象下，在共同构成白噪音的诸多社会事件中，调侃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这样的焦虑，毫不犹豫地反作用于自身，推动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前进——进步或者毁灭。

影片从好莱坞的辉煌开始，伴随着80年代里根的“星球大战”军备计划，当时美国充满乐观情绪。与此同时，一片名为“后现代主义”的乌云正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缓缓浮动。媒体权力和公众讨论被广播电视彻底颠覆后，整个社会对话语权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现实本身都不如数字信号真实。这也是影片中的一家人在讨论最近的灾难时无法理解对方观点的根本原因——人们一开始只相信自己愿意承认的东西，而这种信念自始至终都被高层权力系统所掌握:无论是父亲杰克选择更愿意代表自然科学的望远镜，还是年幼的孩子海因里希更容易被权威媒体所吸引，这只是后现代语境下两种不同的选择。

在每一个戏剧冲突即将诞生的节点上，导演都用快而烦的片段和几乎是“噪音”的无意义台词把观众拖出现有的权力话语结构，消解我们熟悉的定义和概念。这种意图有时过于明显，甚至刻意强调“似曾相识”，到了各种与“疫情”相关的新千年词汇只加在台词里的地步。这样做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看来，人类社会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可能只是白噪音谱中的一小段，并无新意，即将重演。当观众越来越热衷于在银幕上观看飞机失事的场景时，好莱坞也很喜欢，把车祸现场拍得奇幻无比，千方百计。在媒体时代，电视里的画面比现实更能代表现实。人们宁愿看电视也不愿意直播，而且很容易被操纵，符合观众和制作者双方的需求。

消费主义的大量衍生品被用来重塑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反哺孕育一切的架构。主角杰克作为北美学术界研究纳粹主义的后起之秀，连德语第一人称都分不清，只能在学术演讲前参加一对一的讲座。今天看来，这种讽刺的设定并不矛盾，仿佛在8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被符号化的女性用违禁药物来缓解焦虑，或者在特写镜头前炫耀象征男权的左轮手枪，这样的美国实在是太熟悉了。当然，与褪色的记忆相关的行为和举止，以及抽屉里无数短小暴力的乐器，再次强烈嘲讽了这种文化。

整部电影围绕着几个常见却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词展开，比如讽刺男权的“电梯”，用精神药物谐音一个宗教领袖的“Dylarama”，无处不在却从未发生的“死亡”。当丰富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白噪音”，无意义开始取代疲惫，成为生命中新的空虚，填满死亡本身占据的高维空间。自始至终，死亡作为夫妻间话题的核心，在个人意义上是不同于社会层面的，就像丈夫杰克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话语权一样。没有集体话语结构，它将一无是处。当初，当我们都误以为夫妻二人在调情，想着谁的死期会更晚到来的时候，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真的分享了彼此深深的存在焦虑。

灾难来临时，一家人逃离了象征着固化言语结构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冒险进入茂密的森林，彼此之间的紧张也缓和了许多。就在这场改变人生的灾难过后，家人会短暂地惊愕:世界会好起来吗？他们会发现内心深处开始质疑宗教不再虔诚，爱情不再纯洁。但最后，当一切归于平静，这样的感觉很快消失在巨大的超市里，随着无数不同的商品起舞，变得舒适而荒诞。贯穿始终的反讽延续了鲍姆巴赫的一贯风格，但在《婚姻生活》中也流露出细腻的感情。

但是导演自己的发言体系还是有很多空白，叶树底下的根也不全。这种脱离传统框架，有时过于神经质的电影，注定有些人无法接受。然而，出色的声画技术为这部披着文艺片外衣的商业片增加了更多的“可看性”:及时的配乐、快速的剪辑和故事结构，满足了当代观众对一部“好看”电影的要求。这些都不禁让人想起影片开头穿插的突兀的纳粹历史影像和好莱坞车祸片段——这些时代的脚注定义了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允许观看的，强调了基于权力结构的不同观看方式的正确性。导演可能不是有意这样，但影片最终完成了一部讽刺作品应有的互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