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美国是一部史诗，以开放的格局紧密编织了政治、宗教、人生等诸多主题，强烈参照了美国80年代的政治语境，但所表达的内容却能引起当下的共鸣。

一方面，艾滋病危机和里根的保守政府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时代背景。里根政府主张在社会问题上恢复传统道德观念:在平等权利修正案、被告权利、学校教育、种族问题(黑人和白人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反对吸毒等问题上持保守观点。艾滋病危机在此时爆发，摧毁了方兴未艾的LGBT社会运动，让同性恋者再次成为边缘群体。传染病作为一种“瘟疫”，带着污名，这使它们更被视为罪恶之源和需要被烧死的异教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罗伊这种属于少数的人，厌恶多元化，躲在柜子里自己踩自己的脚来证明自己属于权力。他是保守党政府的得力助手。他渴望权力，所以站在压迫者一边，成为无情的大多数。但在一个歧视的社会里，他既是施虐者，又是受害者。

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千禧年的到来与宗教末世论想象的碰撞，重新点燃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和对启示的兴趣，而艾滋病在80年代作为第一次后现代瘟疫，与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的阴霾一起，似乎预示着即将灭绝。

然而，在一个两大政治阵营都无法提供慰藉的时代，宗教似乎有了不同的意义。当乔虔诚的摩门教母亲在普赖尔最无助的时候把他送到医院，和他聊天，抚摸他的额头，观众不能不被超然的人类力量深深震撼。天使和先知的故事是古代传统宗教的远见和边缘群体的斗争和救赎的惊人结合。宗教天启为个人与天堂的对话提供了救赎之路；很明显，同性恋在宗教教义中是不被承认和禁忌的，但这样的先验被天使们选为先知来进行这一行动。这种并置充满了喜剧性的讽刺和解构，也通过宗教的赋权完成了先验的非刑罪化。

在政治反思方面，友邦并没有简单地指责保守主义，而是谈到了意识形态的空虚: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摆脱歧视和偏见。自由，平等，正义，这些词在付不起血的代价的时候，可以是多么的轻浮和廉价。就像路易大谈自由主义和种族，痛恨里根和共和党人，却以双重标准看待黑人，却抛弃了身患艾滋病的爱人。

这种“不完全的进步自由主义”在今天仍被人诟病，近年来对政治正确虚伪的指责其实就来自于这一点。这些伟大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当它只在不相干的问题上作为教条存在时，它就是空洞无用的。

正如路易所说，“我认为艾滋病证明了宽容的极限”。今天，当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可以改成“新冠肺炎已经证明了容忍的极限”。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隐喻，是人类软弱和脆弱的象征，就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带来了依附于疾病的道德批判、心理评判甚至政治压迫。对于艾滋病来说，这种耻辱和匿名也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艾滋病已经成为对罪犯的一种“惩罚”。

给疾病打上耻辱的烙印和烙印，把对疾病的恐惧转移为对一个群体的敌意和偏见。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lgbt的非刑罪化而结束，而是在今天重复着。很多平日里高举反对种族歧视大旗的人，也撕掉政治正确的伪装，非理性地把对病毒的怨恨转移到无辜的亚裔身上，参与到东方化、歧视和攻击亚裔的队伍中。

但是进步主义已经走过了艾滋病危机的挑战，lgbt群体继续走在平等权利斗争的道路上，社会理解也确实比80年代有了更加开放包容的进步。出于个人的乐观和对人性的信任，我愿意相信这条前进的道路会继续走下去，我们会战胜新的危机对价值的考验。

世界将向前发展，我们将成为公民。我相信，种族和性别的平等总有一天会迎来更发自内心的认可。

我们不再默默无闻地死去。